中国的“两河”，即黄河与长江，比原来常说的西亚的两河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要长要大得多。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明大河，黄河、长江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文资源，只是水性及两岸的人文各不相同，历史关系也更复杂。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相距不远，地理、气候条件基本相同，水性相差不大。历史上两河之间有古老的文明发祥，两河合力，浇灌出车轮、历法、文字等灿烂成就。西亚两河在人文发展上则具有“一体化”的特征。 中国的黄河、长江，在养育早期文明方面，很难说一体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是各自成长的两大类原始文化，互不统属。即便到了铜器时代，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人文关系也不是那么清楚。西亚的两河流域约在公元前24世纪出现统一国家，形成“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而中国的两河最早何时共尊一个王权，还是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中国早期最大的王权夏商二朝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可能另有大小王权，但无法确知。黄河流域的夏王权势力是否曾到达长江流域按史书的说法，大禹曾巡狩到会稽，算是到了长江，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对此多持怀疑态度。商朝的势力到没到过长江，本来也有争论，但近几十年来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与铜器文化考古发现，使问题开始变得有趣。 首先是湖北黄陂龙城商代遗址出土的铜器、陶器，其风格与郑州商城遗址的相同，很可能是商朝的一支贵族率人来到这里筑城定居。假如黄河流域商朝的王权到了长扛，“两条河流，一个王权”的局面就获得了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支点。 后来，在长江流域不断有铜器时代的重要遗址发现，勾勒出长江流域的铜器文明，最有名的当属江西新干大洋洲、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批商周时代铜矿在长江中游的发现尤其值得注意，它可能提示着北方早期王权觊觎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文明特征而论，没有铜器便不成为商朝，商王对铜矿资源的控制一定会不吝代价。盘龙城商朝据点与控制长江中游的铜矿可能有关。经济的需求(铜矿)导致政治行为(诸侯据点)，在历史事实上也很有可能，也许黄河与长江的政治结合就是这样开始的。
以下说法最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文明在人文发展上的一体化程度，远远早于中国的“两河文明”
B．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原本就是各自成长的两大类原始文化，互不统属，因而不可能共尊一个王权
C．盘龙城商代遗址、新干大洋洲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器，证明商朝贵族曾在这里筑城定居
D．长江流域不断有铜器时代的重要遗址发现，说明黄河流域的商王朝确曾控制过长江中游的铜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