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达尔文的学说被很多人运用到社会政治思想中，形成一股“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19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愈益与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了。一些国家的种族主义者宣扬种族优劣论，鼓吹“下一阶段的历史将是争夺生存空间的大规模斗争”；“日耳曼民族必须为保持血统的纯粹和统治世界进行斗争。”——摘自刘宗绪《世界近代史》材料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越来越表现出其自发性。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一种客观的存在。政府的确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论证政策的合理合法性，但这方面，中国政府非常节制。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一位政治人物可以大肆动员民族主义，诉诸于民族主义……因此，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使得民族主义变得更为理性，增进国家利益。和中国不同，日本政府在民族主义方面越来越表现为动员型。和其它很多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大众民主越来越难以产生一种强有力的政府。为了政治的需要，日本的政治人物往往以民主为借口，用民粹主义政治方式动员着民间存在着的民族主义资源。结果，牺牲的往往是日本和其它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和其邻国中国、韩国的关系……较之中国，日本民族主义具有更大的动力。而日本民族主义的勃兴，又必然刺激中国和韩国民族主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把另一个大国即美国也牵涉在内，而美国出于其对地缘政治的需要，往往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推波助澜。这更增加了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国际复杂性。——摘自郑永年《亚洲民族主义与区域安全》
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对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的中国与欧洲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