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年我进入巴黎大学进修。我的第一堂对话课就被一位教授点名提问：“我可以知道您来自哪个中国吗？” 班上当即冷场。”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我慢慢说“只有一个中国，这是常识，教授先生。”
“那么，”教授将屁股放了一边在讲台上，搓搓手看我。“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
“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
“我想，您好不会否认邓 * * 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 * * 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般展了开来升起：“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站了起来对他说，一字一字地：“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地离开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说：“我丝豪没有刁难您好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读了这个材料，谈下对你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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