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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道路
林贤治
①巴金是中国读者普遍熟悉的作家。他的小说《家》，几代的青年人都曾阅读过；晚年写作的《随想录》，更不时地为知识界所提起，作为作家的正义与良心的见证。在中国，应当说，巴金毕竟是难得的一位具有理想和道德感的作家；虽然在思想方面，欠缺应有的深度。作为一个作家，巴金是涌浪型，非旋涡型。涌浪总是激扬向上的，伴着水花和浪沫，灰蒙蒙的水汽常常使相关的事物变得幻景般的模糊起来。
②一般说来，作家的气质和人格对于作品的生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实，这两样东西并非完全出于天赋，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环境的产物。所以说，写作是作家个体生命与社会环境的一个互动过程。即如巴金，原来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结果成了一个听命惟谨的差役式人物。这种身份和状态的变化，也使前后的作品显示出了迥乎不同的形貌。整个过程离不开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其中有诱惑，有投入，有挤逼，有参与，有调适，也有冲突，是极其复杂微妙的。天赋愈高且修养愈深的作家，情况愈是如此。
③巴金自称是“‘五四’时代的作家”。这个时代的作家，反对封建专制，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烙印特别鲜明。五四时代正值王权崩解的时代，由于弱势政府无力支配一个转型社会，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各种激进主义思潮自西方乘虚而入，席卷中国知识界，大大释放了被压抑了两千年的民族精神。巴金一开始便接触并迷恋上了无政府主义，从中接受五四精神的洗礼，并成为一位热烈而执著的青年叛徒。胡适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中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主要就人的解放这个基点而言的。整个五四时代的文学，正如当时的著名理论家周作人所标榜的那样，是“人的文学”，整体地为一种浓厚的人文精神所涵盖。那是一种大胆破坏，自由开拓与创造的精神。五卅运动随后发生，党派势力迅速崛起，这种精神也便渐渐退潮，直至三十年代中后期，沉没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相汇合的大波之中。巴金正是以无羁的探索和反抗精神，在退潮期溯流而上，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从伴随着巴黎圣母院孤寂的钟声写下《灭亡》起，他的小说，连同连续射击般的众多鼓吹无政府主义的论文，还有翻译，以致后来创办的刊物，对巴金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工作。巴金并不像我们当下的一些才子那样看重作家的名份和文学的专业技术，他是把做一个贡献和牺牲于社会的人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的。“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这是巴金的信念，也是那一代作家的信念。伟大的时代精神把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青年巨人般地鼓荡起来，膨大起来。在二三十年代，以《家》和系列人物传记的撰译为标志，巴金度过了他的作为一个人、一个作家的英雄主义的全盛时期。
④四十年代出现了明显的转折。这时，在巴金的创作和翻译中，对国家和权力的抨击中止了，奴隶式的抗争停歇了，原来随处闪现着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本质的东西隐匿了，代之而起的是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困境的再现，而不再像从前那样，顾及思想自身的处境。《寒夜》是一个显例。虽然，它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情怀，是五四“为人生”文学的一个延续，但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基本意向是属于政治层面的，即暴露“国统区”的黑暗。显然，巴金的创作思想已经逐渐脱离原来的道路，而与具有党派背景的左翼文学主流趋同。与此同时，过去翻译的热血蒸腾，刀光闪烁的文本，也让位于屠格涅夫带有贵族的温和气质的作品。
⑤拯救巴金的是“ * * ”。“ * * ”固然给知识分子带来皮肉之苦，但是对于长期以灵魂的卑屈、分裂和痛苦为代价维护肉体安全的他们来说，却由于极权主义将精神酷刑推向极致，而无法苟全，以致终于灵肉分开。1949年以后，巴金的道路大体上是比较畅达的。他拥有批判的权利，虽然在个别时候也曾受过一定程度的批判，但于既得利益无损；同郭沫若、茅盾一样，可以获得出版多卷本文集的资格；还可以经常代表国家率团外访，等等。只有到了“ * * ”，仅有的一点特权被收了回去，他成了“牛鬼蛇神”：揪斗，抄家，进“劳动营”做各种苦役。他的妻子萧珊，也是在这个时候孤独地抱病辞世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巴金游离于普通知识分子和民众之外，惟有当他一样成为贱民而同历史一起蒙难时，才会说：“我相信历史”；也惟有在经历了这一段历史之后，他才能写出为大家所盛赞的《随想录》。
⑥关于《随想录》，其实不过恢复了一个正常的中国人的良知；就它实际到达的思想界域而言，并未超出一般民众的识见。从某个方面来说，作为“理念人”，中国知识分子比民众蒙受更多的蛊惑和障蔽，未必如民众来自底层生活实践的直接而深刻。彭德怀上书时引用的歌谣，打破“瞒和骗”的传统，居然成为大跃进时代唯一的现实主义文学；而目下的新民谣，寥寥数语，也都远胜于一打政治经济学者的旁征博引的论著的。这是一个十分怪异而又可悲的事实。在《随想录》中，我们会随时发现一些空洞，遮盖完好或未及完成的掩体，惯常的话浯形态，由此可知巴金前进的限度。
⑦毋庸讳言，巴金是有所觉悟，有所忏悔，但也是有所保留的。从保留的部分看来，有的是出于人生策略，必要和不必要的“世故”，而有的则表明他仍然留在原地，他不可能完全走出昔日的阴影。不过在这里，指出巴金言说的语境的严峻性仍然不是多余的。至少，他的关于建立“ * * 博物馆”的建议，迄今仍然不能为时代所接受。老诗人曾卓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悬崖上的树》，一棵树一旦留下了风的形状，那屈曲是难于改变的。那是苦难的见证，同时也是顺从的见证。要毁坏一个巴金容易，要恢复一个巴金是很难了。
⑧然而，巴金毕竟是“五四”的遗孤，即使陷入一间多年不曾打扫的肮脏的马厩里而弄得遍身污垢，体内还多少潜流着“五四”的血液。当十年浩劫结束之后，他是在众多知识者中率先喊出了人的声音的一个，虽然不算十分纯正。但是，看看许多后“五四”人物，在夺回失去的交椅之后，继续显摆老爷子架子的情状，就会感到巴金的可贵之处。其实，仔细推究起来，早年巴金的未泯的个性成分，在他长期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也仍然有所表现。也就是说，他在高压下作过挣扎，而且着实有着被罚的纪录。
⑨巴金的一生，走了很大一段弯路；实际上，真实的存在比事实的表现还要曲折。不要说前后的大跌宕，就是在他最畅达的时候，仍然有无法克服的坎坷；在他最欢乐的时候，仍然有难言的烦恼和苦痛。巴金胜于他的同行的是，在中国只为他们留一条“金光大道”的时候，他终于能够为自己制造歧途，暗中走了那么一段小路。两条道路是平行的，这是一种很特异的文化现象。连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分子张中晓、顾准等人的文字都是“地下室手记”，他们不是在广场上仗义执言的。对于巴金，我们值得做缜密的研究，不但关注他的前前后后的变化，也要探求他的或显或隐的变化，探求内因和外因，探求文本、人格和心态，探求个性，探求死穴，探求他的拥有和丧失。巴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每一笔支付都应当有特殊的来历，而方式也都会有所不同。研究巴金，对于了解中国知识分子以致中国政治文化，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⑩在写作《随想录》之后，巴金声明说，他仍在探索，仍在不断修改他的已经做出的结论。显然，他在努力返回原地，实际上是回归“五四”。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旧迹难寻；但就精神本身而言，返回便意味着前进。当此返回之时，我们发现，巴金首先寻找的仍是良心，是信仰，然后才是文学。
小题1:作者是怎样评价巴金的？请在文中找出这个核心句，并分析本文是从哪几方面来印证这一核心的。
答：
小题2:《巴金的道路》是一篇人物评传，作者紧扣“道路”从哪两个角度展开了评述？本文行文有什么特点？试由此概括人物评传的一般写法。
答：
小题3:有人说巴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作者在谈到巴金创作《随想录》时却说，《随想录》“其实不过恢复了一个正常的中国人的良知”，你认为这样评价巴金中肯吗？为什么？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