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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前我带着家小来香港谋生，白天做两份兼差的工作，晚上给报纸杂志写稿翻译，三口生计勉强应付，偶然碰到意外支出，变卖细软的落难举措还是有的。这样熬了两三年，老二出世的时候，我去应征一份工钱优厚的职务，连过三关，十拿九稳，竟然落空。
那期间，石初先生辗转知道了我的境遇，有一天约我到莲香茶楼喝早茶。是农历腊月，天刚亮，楼上靠窗的茶座冷得很，他殷殷劝我多吃点心暖胃，尽说些不着边际的闲话，下楼道别之际，徐徐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给我，是他早年手抄的一些田园诗，喃喃说：“这些诗写得清爽，念起来舒服。苦闷的时候读读诗词，日子会变得漂亮些！”
风很大，我走到大马路一家绸缎庄的屋檐下翻出诗册，浓浓淡淡的墨色录了许多唐诗清诗，范石湖的作品不少，最后一页是毕九歌的一首七绝：“芍药花残布谷啼，鸡闲犬卧闭疏篱。老农荷锸归来晚，共说南山雨一犁。”
那天晚上天更冷，石初先生打电话言归正题，要我宽心，用了“事缓则圆”四个字劝我再碰碰机缘，说他一九五二年刚来香港也磕磕绊绊，困顿无助，天天晚上读诗抄诗解忧。我说石湖的诗我小时候读得多，倒想知道毕九歌是谁。他说那是清代王渔洋《古夫于亭杂录》里抄到的，只知道他字调虞，渔洋同邑大司空亨的后人，能诗，可惜只流传了那一首七绝：“可见名与利那玩意儿都是注定的！”
石初先生到死也没有成过名。他茶余饭后即兴写写的游戏文字，怎么说都不输那些名家的笔墨，绝对值得付梓流传。事实竟然不是那样。他的旧诗词，他的白话文，他的英文、法文、拉丁文，全是他七十二年人生中默默修炼的正果，知道的人却太少太少了。
我是一九六五年才从台北带着父执宋伯伯的信去看申先生。他住半山般含道，四十出头，白皙的皮肤衬着白皙的衬衫，纤秀的金丝眼镜把一张瘦长红润的脸映得更清贵。他声音低沉，讲话很慢，地道的英国风度，一点不带上海人的阔气和喧阗。那次初识之后，他记起来会打电话问我近况，约我在中环他做事的洋行附近吃个午饭聊聊。后来我在报上写专栏、做翻译，石初先生这才开始用长辈的口吻给我提了许多意见，我们渐渐成了师徒。
申先生先是教我中文造句的窍门，说白话文要写出文言的凝练，文言文要透露白话的真切。“胡适之的文言文写得其实比白话文要好，原因在此。”他说，“胡先生学问深厚而才情单薄！”这淡淡的半堂课，我受用到老。他起初常常说我的翻译七百字里起码有十个地方是笨译，脱裤子放屁的句子太多了：“做人不可取巧，翻译必须学巧！”申先生每给我改一篇译文，总是叮咛我回家好好逐句捉摸。这样改了八九篇，回头重看自己的旧译，我才脸红了。
我亲沐教泽越久，越觉得石初先生做人跟做学问完全不同。做人，他诚实而世故；做学问，他犀利而纯真，抱定主意不求闻达。那时期，传媒的兴旺造就了一批好辩之士挥笔制造舆论，改造社会。那时期，知识界也有一小撮饱学之士唾弃说教，唾弃生命卑微的欷歔，一心安分乐道，一心经营个人精致的技艺，遁迹自娱。申先生继承的正是这一小撮人的情操：“要紧的是了解生命，不是判断生命。”他常说。
一九九零年年尾，石初先生丧偶，万念灰蒙，久久难释，人也苍老了许多。一天，我约他到莲香茶楼喝早茶，下楼道别的时候，我把二十五年前他给我的那本诗册交还给他。我握着他冰冷的手，一句话没说。
申先生看看我，看看那本破旧的小册子，微微点了点头，转身踽踽走进晨曦里的小巷。（选自《旧时月色》，有删改）
1．请简要概括文章中申石初先生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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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见名与利那玩意儿都是注定的！”这句话流露出申石初先生丰富的情感，请联系上下文，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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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分析最后一段在全文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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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请谈谈本文以“南山雨”为题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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