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解放路在何方
——《儒林外史》的精神探索
《儒林外史》的深刻性不仅表现在对制度文化层面的批判，而且更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面，把创作的千钧之力放在对人性的深度解剖上，对生命意趣的探索追求上。我们应当运用心理学、文化学的成果，把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剖析作者和人物的心态，探究其文化历史内涵。这对人类及其社会具有更恒久的意义，也是贯通古今的一条路径。
在作精神、心理的审视中，我注意到：士的精神安顿、精神解放问题，是《儒林外史》深层关注的中心。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特别注意到把读书与做官联结在一起，“诱以官、禄、德”，通过科举制度使读书人“入我彀中”。“学而优则仕”，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群体价值取向，马二先生就是这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正宗产品。他以拙朴的本性毫无讳饰地讲出老实话：念文章、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举业，就做什么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合理，那他根本不去想，能做官就合理!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就是做官的唯一正途。封建统治者正是充分发挥权力的魔法，使读书人乖乖地做自己的奴才。《儒林外史》没有停留在科举制度这个层面，而是继续深入下去，写到读书人的精神层面：思想如何被戕害，智能如何被斫伤，人格如何被奴化，结果形成了依附性和奴性，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
正是痛心疾首于“马二精神”，吴敬梓让迟衡山斩钉截铁地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
实践这种叛逆的，首先是“作者自况”的杜少卿。他也像现实中的吴敬梓一样，写了一部《诗说》。他批评“而今”“只依朱注”是“固陋”。他常翻朱说，务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说出自己的话。从学术上说，他是在提倡学术中的知性主体精神，具有学术启蒙的意义。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杜少卿与马二首先形成对照。
在对待朝廷功令的态度上，杜少卿与马二也形成对照。马二是八股举业的虔诚信徒和传教士，几十年科场不利，他非但毫无怨尤之心，而且弥久弥笃，自觉自愿地让功名的笼头越套越牢。杜少卿则鄙弃八股举业。当马二之辈把受朝廷征辟去做官视为无上荣宠时，他却冒着欺君之罪，“装病辞征辟”，执意不受朝廷的牢笼。挣脱各种“爵禄之縻”后，他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做些自己的事”，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朱自清先生曾说：“旧知识分子——士大夫是靠皇帝生存的，新知识分子则不一定靠皇帝(或军阀)生存，所以新知识分子是比较自由的。他们是‘五四’之后才有的。”并说这表现着“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五四”之前一百多年出现的杜少卿，当然还不是新知识分子，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还没有从传统中蜕变出来，但他已经表现出摆脱依附性和奴性、争取精神解放的历史要求，这与当时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杜少卿以及“市井四奇人”、女奇人沈琼枝的形象，都是《儒林外史》奏出的从传统向现代迈步的前进音符。
(摘自2002年1月16日《光明日报》，作者：李自秋)
根据文中内容进行推断，以下选项不正确的是( )。
A．文章认为《儒林外史》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它对读书人精神文化层面的深入剖析并由此对古今的沟通
B．文章指出“马二”由于思想被戕害，智能被斫伤，人格被奴化，最后沦落为一名虔诚的传教士
C．文章认为杜少卿虽是旧朝代的知识分子，其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还没有从封建制度下脱胎换骨，但已表现出争取思想解放的历史要求
D．文章认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虽已触及读书人思想的深层话题，并且奏出了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前进音符，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还无法为读书人指出一条真正的思想解放之路
